倪匡的啟示 （首發稿）
文章摘要：
倪匡雖然性情豪放，但卻有極細膩的悲憫體會，成為基督徒之後更與以往劣根盡相割斷，漸漸進入省思狀態。倪匡畢竟已是72歲的人了，對太多問題看得太透，太孤獨，太沉重，而其作品又太鋪散、太廣泛、太奇特。他應當獲得本屆“中國自由文化獎”之“小說獎”，作為提議者，我甚感自豪。
作者 : 楊銀波1，發表時間：2007年10月13日
倪匡與李敖同歲，這兩個人繞了四輪“十二生肖”之後，1983年的一批人便誕生了 —— 我即是此批之一，都屬“豬”，今年乃是本命年。在性格上，我們有著極大的相似之處，但在道路選擇上又富含歧見。其相同的特點，大致可以歸納出：工作狂的傾向，不要命的傾向，“一根經”的傾向，“一竿插到底”的傾向，筆力強勁恣肆的傾向。倪匡無限地挖掘自己的潛能，在政治取向上走的是“愛國必須反共，反共才是愛國”的道路；李敖的選擇已經趨於投機、獻媚和盲從，與金庸、黃霑一樣“晚節不保”，成為統戰之棋，卻未有絲毫警醒覺悟。倪匡與李敖，兩者都屬高產作家。前者乃全世界之最，手寫速度是每小時2,500字∼4,500字之間，1996年使用“聲控電腦”後，寫作速度反而變慢；而口才亦屬一流，講話速度比寫作速度還快，一旦慢下來就要“打結”。李敖從《老年人與棒子》開始，寫了46年，速度亦屬驚人，想當年半夜三更起床寫作，搞連續數年的“通宵達旦”，這種鍛煉歷程比我還要早幾十年。兩者都是“數千萬字”的作家，但李敖不可與倪匡相比之處，在於其原創有限、範疇有限、文體有限，而倪匡一生居然從來沒有抄襲過自己，可謂思源開闊、源源不斷的作家典型。
在1985年8月出版的《倪匡傳奇》之最末，曾有這樣一段話：“從江南到內蒙到東北，倪匡早年的生活，由血與淚、生存與死亡、戰慄與痛苦交織而成。”確實，倪匡曾經投身“共產黨革命事業”六年，想當年大小是個“基層幹部”，然而其自由理念在當時政治環境之下飽受批判、批鬥，到後期更是發展到可能承受“十年監禁”的沉重打擊。而其具體“法律糾紛”，竟僅僅是因為取些木材來烤火以及一條狗將大隊長咬傷而已，如此就成了“反革命”、“對共產黨員恨之入骨”之類重罪。1957年，倪匡逃亡，自內蒙古逃到大連，又由大連逃至上海、廣州，最終成功偷渡至香港，躲過“反右”、“文革”等嚴重浩劫。這一年，倪匡年僅22歲。那是刻骨銘心的記憶，也震撼了一大批的倪匡讀者。當時的倪匡，身上沒有多少錢（到大連後，身上的錢只夠買票到青島），餓得又厲害，硬著頭皮逃到上海後，連親人也不敢接待之，就如躲瘟疫、躲瘋狗一般惟恐避之不及。自上海到香港，倪匡乃以老鼠、螞蟻、棉花充饑，以偽刻圖章與路條來解決即時危險。如此活脫脫的“流浪漢”，整整兩個月的逃亡，自中國最北部逃至中國最南部，痛苦至極地“千里走單騎”，風餐露宿，挨饑受餓，諸位可以想像當時倪匡內心之憤怒、絕望與決斷。
這個原名倪亦明、倪聰的人，自此以後，在中國大陸的足跡消失了整整50年。50年以來，倪匡的大量書籍只能停留於一般的地攤或出租書店，被當作“反動份子”、“反動書籍”對待。直到網路開放，倪匡一生之奮鬥才逐漸為人所知——我已看到收錄“倪匡全集”、“倪匡作品集”、“倪學”的大量網站，點擊量巨大，粉絲活躍。幾代香港人及非香港人，都是看著倪匡的書長大的。其間，環環相扣的描寫，驚險神秘的探尋，英雄主義的倡揚，反對獨裁的決心，牽連廣闊，氣勢磅礴，天馬行空，這一切都已深深地刻在了人們的心裏。在香港，倪匡、金庸、黃霑、蔡瀾並列為“四大才子”，亦有“小說三大高手”的說法，指的是攻科幻的倪匡、攻武俠的金庸、攻言情的亦舒。其中，亦舒就是倪匡的親妹妹 —— 倪亦舒。這是一個徹頭徹尾的“莫談國事”者，專為中產階層的職業女性而作，重氣質，重品位，穿著破牛仔褲、爛ｔ恤，頭髮剪得如男童，化裝品是一罐凡士林，閒時拖涼鞋，夾香煙去騎單車，奔公園，看法國小電影……。這個人，就是被視為“超越臺灣瓊瑤”的香港言情作家倪亦舒。
倪匡的一生，極富戲劇性。在香港這個地方，在連續反了50年共產黨的人之中，他是最顯眼的一個。但如果切開他的家族、家庭與朋友，便更能感到他的孤獨與寂寞。倪匡的大哥叫倪亦方，現在遼寧省鞍山市化工二廠就任廠長，是共產黨員、工程師，曾經遭受“反右”、“文革”磨難，蒙受20餘年不白之冤。1985年7月1日，《鞍山日報》曾刊出報導《倪亦方——理想是巨大的精神力量》，此文慘不忍“讀”，簡直是赤裸裸的精神洗腦，假以“愛國”之名義，忽視倪亦方所受之沉重打擊。面對倪亦方這位大哥，倪匡情何以堪？倪匡之子，乃在電影、電視、電臺、唱片、書籍等方面皆有展示的倪震，曾與李嘉欣、陳法蓉戀愛，又與周慧敏同居17年。此子有才，善於拓展，但遠不如其父之遠見，亦與政治無染。親人如此，朋友則更不必說，似有“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”的苦衷，或曰精明。2005年，倪匡在離開香港13年之後，從美國返回香港，當時林淵曾經發出一則報導，內有如下內容：“倪匡的兩位好友查良鏞和黃霑，晚年如何由反共轉向媚共，對中共政權完全喪失批判能力，甘心淪為統戰工具，查、黃二人那種晚節不保，才教眾多香港人感到痛心和失望。”林淵為什麼這樣講？
我們來看幾則資料。在已公開的《倪匡百問》之中，倪匡說：“我最推崇的小說家分別是金庸、古龍、瓊瑤、亦舒、高陽、夏樹靜子、愛倫坡；最推崇的散文家是柏楊與李敖。”其自認的“至交好友”，分別是古龍、金庸、黃霑、張系國、沈西城、葉李華。另一則資料，則來自《維琪百科》：“倪匡自誇是金庸的好友，但金庸從不承認這點。”黃霑也是風向一轉，讓倪匡大大失望。張系國乃是同類文友（科幻作家）之切磋，沈西城、葉李華乃是倪匡的頂極粉絲。在其“至交好友”之中，若要講真性情、真豪傑，可能唯有已逝的古龍一人而已。至於瓊瑤、亦舒、高陽、夏樹靜子、愛倫坡，皆與倪匡非一路人。而李敖本身，更是過氣人物，近年舉動令人心痛，若再追究其發跡歷史，更感到問題嚴重，十足卑鄙。在我看來，真正值得倪匡敬重者，也值得公眾信服者，可能唯有古龍、柏楊二人而已。論膽魄，論資歷，論才華，論遠見，到最後恐怕一個“至交好友”也不會留下。因為在我看來，古龍過分超越現實，柏楊也只看到東方文化禁錮之一面，未有大氣，只成批判巨將。若論真正跳出小格局，進入大格局，連倪匡本人也成為問題焦點。但至今為止，論出色、論堅持、論勤奮、論罕見，我仍認准倪匡一人，其啟示可謂無處不在。
其一，倪匡的高產。我是職業作家，但算不得高產，倪匡卻能做到。他的辦法，是高度認同“職業性”，說得不文雅一些，就像妓女上床，不能講願不願意，或者有沒有過量。職業作家，就是鐵定了要吃這碗飯，不能耍什麼高貴、嬌弱、派氣，你是幹這一行的，那麼就要把這一行幹到底，幹絕，幹出自己的極限來。這需要解決諸多難題：時間如何安排？人際如何抽離？領域涉獵到哪些？怎樣面對資源短缺的問題？實際上，倪匡拋棄了大量毫無意義的交際與應酬，極力地拿出時間來拼命寫作，而題材之廣泛，完全是基於各種媒體、各種境遇、各種夜夢。這個人的性格十分古怪，其實反過來看，又十分單純。在衛斯理、原振俠、浪子高達、神探高斯、亞洲之鷹羅開、非人協會、女黑俠木蘭花、年輕人與公主、神仙手高飛、俠盜影子等系列中，都可以看出倪匡的出色本領在於“異想天開”，也就是他自己所說的“多多胡思亂想”。想人之所不想，思人之所不思，越離奇、越怪異、越緊張、越驚險、越有趣、越語出驚人，那麼就“越好看”，越“讓讀者廢寢忘食”。這是對思維的訓練，整個寫作過程就像是做實驗，越冒險越上勁，因此這種寫作非常上手，動力十足，魅力無窮，絕對是“不寫白不寫，寫了還想寫”，永遠意猶未盡，永遠不知疲倦。想像力的無限擴散，是不可能有何極限的。當然，這當中並不包含多少科學成分，準確地說，應該叫“幻想”，而非“科學幻想”。
其二，倪匡的作品。我想說，僅科幻小說一類，倪匡的眼界已絕非科幻而已，太多內涵已經超越科幻本身；而且，其商業性寫作的主題，卻能達到如此嚴肅，實為罕見。限於篇幅，我只能極簡單地介紹。《叢林之神》，表達人擁有預知能力後的一種深刻的悲哀；《透明光》，表達隱形後的人的恐懼與悲哀；《創造》，表達對控制思想進行尖銳的批判；《眼睛》，關注人類邪惡的起源；《奇門》，描寫失去家園的情感；《報應》，揭露強權壓倒一切，獨裁與專政代替了民主與自由，外星人審判地球人之罪；《拼命》，揭示中國人只是順民，在統治者的殘酷壓迫下，只想生存在“做穩了奴隸的時代”裏；《算帳》，對政治大加批判與揭露，揭示極權統治的後遺症，甚多隱喻指向現實的同時，亦批判獨裁與專制；《瘟神》，傳達出對地球人口急劇增長的憂慮與關注；《頭髮》，代表著倪匡作品的最高思想境界，最盪氣迴腸的是作者以“舌戰群儒”之勢，指責四大教祖，分析其虛偽、自私和不負責任，那是真正的自由思想，其思想境界絲毫不遜於西方著名科幻作家；《風水》，乃是將文革場面寫得最荒誕、最可笑的一部小說；《規律》，控訴冷戰年代的蘇聯；《地心洪爐》，粉碎妄圖統治世界的科學狂人之貪欲；還有《遊戲》、《藍血人》亦頗精彩，後者曾入選“二十世紀中文小說百強”，得第94名，是兩岸三地唯一入選的科幻作品。縱觀倪匡之全部歷史，乃由早期極強娛樂、商業成份的作品，劇變為處處流露對極權和人類劣根性批判的正氣之作，這種努力，不是投降於權力與市場的作家所敢於付諸的。
其三，倪匡的領域。倪匡的最突出成就，在於科幻小說之想像力和驚險魅力，以及貫穿其中的民主自由思想，在科幻小說界已成權威之一。2001年，國立交通大學、《中國時報》人間副刊聯手，設立“倪匡科幻獎”，提倡中文科幻小說創作與欣賞。自第四屆起，又與國科會“科普獎”合辦。但倪匡的領域絕非僅此而已，更包括武俠、奇情、偵探、神怪、推理、色情、文藝等各類型的小說，以及政論、雜文、散文、評論、專欄、劇本等。其歷練過的文體，除了廣告詞與歌詞之外，其餘皆在手下。小說已超過300種，劇本已超過400種。單是電影劇本，自1967年寫到1988年，乃是世界第一的產量，其代表作包括《獨臂刀》、《唐山大兄》、《精武門》、《馬永貞》、《洪熙官》、《楚留香》、《功夫小子》、《銀姑》等名作，而倪匡亦曾因獨具的才華，擔任邵氏電影公司編劇。周潤發、錢小豪、李小龍、甄子丹、李連傑、劉德華等人，皆從中受益。至於武俠小說，倪匡自認業績一般，“但這是與金庸、古龍相較而論”。他的文字變化多端，簡練寫意，看罷他寫的《我看金庸》系列，竟感到居然在文風上亦可與金庸如此接近。想當年，倪匡更是在金庸出國期間為金庸“代刀寫作”《天龍八部》部分章節，了無痕跡，渾然天成。倪匡亦曾為古龍、臥龍生、諸葛青雲等一代“文俠”代筆，可見其手段之高。這與演員屬性相近，學什麼像什麼。直到晚年，倪匡更感到自己居然還有當演員的天份。其實足不為奇，倪匡的文體演練，已經註定了他對各種複雜性格與表現方式的深刻掌握，而這恰恰就是演員的本事。
其四，倪匡的極限。面對當道，作家之選擇是各式各樣的，即使已取得成就的諸多文人，到最後不是被權力、名利、榮譽等外在所累，就是被內在的才思枯竭、走火入魔的心靈災難所累。但在倪匡身上，這一切似乎都不是問題，根本不值得半點考慮。這畢竟是一個頗有才華的人，所讀書籍在少年時期即已相當繁雜，性情自由，精力旺盛，敢言敢行，意志頑強，這一切都構成了他此後事業的基礎。他沒有接受過正規的大學教育，只在當時的“華東人民革命大學”受訓三個月，此後的身份便是軍人、員警。所有寫作潛能，幾乎全在後期的自學、演練之中猛烈地爆發出來。他這個人，極其刻苦，而且職業道德一流，即使同時為12家報紙寫連載，也能做到不拖稿、欠稿。若換作是我，絕對無力辦到——我的最大極限是，曾同時為三家媒體寫政論專欄，時至今日最為殘酷的拼命，也不過日產三篇，一萬字而已。倪匡的稿酬加版稅，一年最高曾超過200萬港幣，乃是香港以文致富的佼佼者。我之寫作，關注現存實際問題與重大問題居多，小說已經停寫六年之久。這種在文體和題材上的不同取向，迫使我必須花更多時間來關注現實的具體問題，因而不是以想像力（甚至狂想力）來支撐思想，而是以分析力和整合力來推動當道。倪匡的選擇，是在“易寫”領域之中做到出色，而我則是在“難寫”領域之中求得突破，兩種不同取向，就成了兩種不同結果。
其五，倪匡的自由。這個自由不是指對外在世界的爭取，而是指內在的自由程度。昨天我在《世界週刊》看到曾慧燕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高行健的採訪，高行健對“文以載道”不以為然，反對文學為政治服務，只為個人而書寫。這與劉賓雁、馬建等作家的“入世”之態截然不同。起初不知究竟，但通篇讀後，再對比倪匡，我明白了“為個人而書寫”之中極大的可取之處，恰恰就在於“以一體之心昇華世界”。兩種寫作態度看似截然不同，其實純屬殊途同歸，沒有什麼可爭辯的。入世與出世，只是所觀照的物件不同而已，而最終目的皆在自由。在一個處處受禁的世界，要保持內在自由，倪匡的個人性格就對此予以瞭解讀。這個極端情緒化、常常糊裏糊塗的人，“不喜歡受約束，不愛爭勝負，不喜歡正經八百，也絕不會道貌岸然”，為人率性放任、熱情爽朗、慷慨俠情，這種內在自由是超越自我的關鍵。請注意，“正經八百”、“道貌岸然”這八個字，乃是不少人的特色，包括我本人在內，皆屬此類。太多人的言論四平八穩，堅固如山，仿似宣講《聖經》。能夠打破這一常規的人，在追逐民主與自由的知名作家之中，我只看到餘樟法等少數人有此境界。倪匡畢竟身在香港，那是一個極其多元的文化地域。香港式的言論自由，就是于道統之中加些嘻哈玩鬧的佐料，既有幽默的調侃，又有嚴肅的批判，正道而又不失風趣，剛烈而又不失頑皮，沒有那種高山揚止、巍峨崇高的影響力人物。黃霑就屬香港式，一方面是傳統流行音樂之父，一方面又大談特談男女色情，色而不淫。倪匡當年也是色情心頗重，卻不曾視之為重大問題。若是在中國大陸，黃霑、倪匡必遭道德群伐，身敗名裂。由此可見，外壓施於內在何其沉重，“身”對“心”的壓抑又何其明顯。
其六，倪匡的超越。有一種常識是，當你所處的社會環境極其惡劣，大多數人處於弱勢地位，而強者愈強、橫行無忌之時，你站出來呐喊、反抗、爭鬥，你可以成為“人物”，而且也能或多或少地推動時代的變遷、潮流的翻滾。但是，倘若這個惡劣背景被撤除，整個社會走向良性迴圈之時，那麼你“對外”的呐喊、反抗與爭鬥就不再具有重大意義。相反，對內的審視才更具份量。這是李敖與龍應台的區別所在。但倪匡顯然又有另一層努力，他對內在的努力不是審視，而是創造。在他看來，人的內在潛能是無限的，這種無限隨著對未知世界的逐步認識而持續增長，所以，他的想像力並非與生俱來，可視為超越自我的努力。超越，就意味著對循規蹈矩的反抗，鄙視陳規舊俗，釋放內在能量。我曾看過一些有關“憤怒”話題的書籍，頗有心得。暴力者可分為外暴力與內暴力，外暴力易於理解，內暴力則不同，後者往往是在無數次表面微笑的背後，一點點地蓄積著巨大的憤怒力量，最終做出遠遠超於前者的恐怖舉動。而在此之前，無人不知此人乃是一個循規蹈矩的守法者、好人、模範。倪匡的思維要得以延伸，就必須解決這個內在憤怒的鬱積問題，他不能只站在“倪匡”這個角度來看待萬事萬物，而必須拋棄掉“倪匡”，才有可能有極豐富的構思，才能不被憤怒的鬱積而擊垮。從這一點，我們來看大陸的知名搖滾音樂人竇唯，他那麼有才、低調、沉默的一個人，到最後居然去猛然燒車。同樣的，詩人海子自殺，歌手筠子自殺，作家張愛玲自殺，演員張國榮自殺……。這批人是怎麼回事？憂鬱，長期不得釋放內在，最終就這樣自毀了。倪匡沒有那樣逼迫自己、擠壓自己，相反卻是延伸自己、擴展自己，這就是超越。
其七，倪匡的政見。我們現在所看到的倪匡，乃是一個72歲的老頭，下廚、種花、養魚，閑雲野鶴，壺中日月，但千萬不要忘記，這是一個內心火熱的緊跟時事的人物。我所能看到的敏感資訊，他同樣能夠毫無保留地看到。從他近年來接受採訪的言論中，我瞭解到，實際上倪匡比相當多的大陸人還要瞭解大陸狀態，他曾經細緻地看過《中國農民調查》，瞭解過北京“上訪村”，以重大的同情來看待威權統治下的底層群體——當然，也包括已遭滲透的香港。我可以作出這樣的判斷，作為一個奮鬥數十年的作家，倪匡對香港最熱衷的刊物，一定不是其他，乃是《開放》、《爭鳴》、《動向》、《前哨》一類。或者，有些大言不慚地說，我知道倪匡，倪匡也未必不知道我。雖然我們之間隔了48年的年齡差異，但在諸多地方肯定是“anger management”（以怒對怒，氣味相投）。我看過諸多有關倪匡的評論，有的惋惜倪匡泄私人之憤，有的希望倪匡拋棄前嫌，有的則十分同情倪匡的早年遭遇，有的則是“當代紅衛兵”式地辱駡：“倪匡，你連自己的祖國都不要了，你叫我如何崇拜你？”更有糊塗到家的人，說出這樣的話：“沒有毛澤東的中國，大使館可以被人炸，飛機在家門口可以被撞，南沙可以被瓜分，邪教可以在中南海靜坐示威”，以此奉勸倪匡對共產黨充滿敬意，此種“國即是黨、黨即是黨主”的邏輯與判斷，與皇權意識無異，簡直有辱國人基本智商。倪匡之政見，不唯獨是當年所論，乃是緊跟資訊所得，絕非意氣用事，更不必以“非黨即非國”來簡單定論。
其八，倪匡的膽魄。很多人假設倪匡如果身在中國大陸，估計在“反右”、“文革”之中早已自殺。倪匡曾以大陸敢言作家張賢亮受難為例，對“反右”之慘，無比心痛和震驚。今年“六四”紀念日，香港《蘋果日報》曾刊出倪匡政治訪談：“現在一點社會主義的影子也沒有，權利與資本掌握在極少部分人的手裏，他們掠奪財富的程度，比滿清入關跑馬圈地還厲害”，對共產黨，倪匡可謂恨之入骨。這個“過去反共、現在反共、將來還要反共”的作家，從來不隱瞞自己的真實意見。1992年，他離開香港，對香港回歸之後的前景不抱希望。2005年，他因為太太在美國感到不適，回到香港時更感慚愧。其實，倪匡的這種堅持，已沒有任何危險可言，即使其書籍在中國大陸遭到禁止出版，但事實上已經流傳十餘年（但倪匡一分錢都沒拿過，全是盜版），讀者遍地。這一點與李敖類似，但又不盡類似。李敖的書籍在大陸亦曾受挫，但後來得以逐漸展露，此人便對大陸當局感恩待德，實在算不得什麼鐵打的傲骨。倪匡的遺憾，在最近實有表露，言語之中念國心切。他之愛國，與一般的黨國主義者大不相同，因恨之而愛之，因其落後、愚昧與專制而痛心疾首。倪匡雖然性情豪放，但卻有極細膩的悲憫體會，成為基督徒之後更與以往劣根盡相割斷，漸漸進入省思狀態。倪匡畢竟已是72歲的人了，對太多問題看得太透，太孤獨，太沉重，而其作品又太鋪散、太廣泛、太奇特。他應當獲得本屆“中國自由文化獎”之“小說獎”，作為提議者，我甚感自豪。
其九，倪匡的背景。在香港這片天空之下，稱倪匡為“科幻鼻祖”實不為過，其“一個人的戰鬥”曾經持續數年，直到黃易出現，才算是“兩分天下”。科幻這種非主流文學，在香港一直遠次於武俠。在倪匡出現以前，一直是以“科幻譯著”為主，如《基地》、《火星之沙》、《雙星》、《無時世界》等。真正完成“本土化”過程的，只有倪匡一個人。基於他的奮鬥，科幻小說已經普及至社會各個不同階層。至於崛起的黃易，實在是難得的大才，同樣擁有恣意汪洋的想像力，同樣高產，其《超級戰士》、《幽靈船》、《大劍師傳奇》、《星際浪子》、《尋秦記》等，再次深入人心。真正對科幻小說在理論上予以總結的，是杜漸、李偉才、黃景亨、潘昭強、李逆熵這些人。而真正的原創高手，則有些曲高和寡，在臺灣倒有一個，那就是倪匡的“至交好友”之一 —— 張系國，也就是《棋王》的作者。《棋王》這部作品，乃是香港高級程度會考之“中國語文”和“文化”科當中的“選擇讀物”，在香港成長的絕大多數高中生都曾感受過張系國的勁筆。張系國被科幻界稱為“正統派”的代表，而倪匡、黃易則屬“通俗派”。進入“戰國時代”般的群雄逐鹿的科幻黃金時期者，乃是倪匡、黃易之後的宇無名、譚劍、喬靖夫、周顯、蘇文星、武藏野、蕭志勇、畢華流等輩。到如今這個“速食時代”，則是科幻漫畫超越科幻小說的時代，《超神》、《武神》、《龍虎五世》、《龍神》等漫畫的銷量，已經遠遠大於任何科幻小說。倪匡當初那個獨當一面的時代，已經一去不復返，而且後來的科幻作家也再無他那樣入骨的專制批判。
其十，倪匡的影響。倪匡被譽為“東方艾西莫夫”，亦即“華文科幻之帝”的意思。與以撒•艾西莫夫（Isaac Asimov）並列的，據我所知，還有亞瑟•克拉克（Arthur C. Clarke）、安森•海因萊因（Robert A. Heinlein），此三人被稱為“科幻小說三巨頭”。艾西莫夫乃是本世紀最頂尖的科幻小說家之一，曾獲代表科幻界最高榮譽的“雨果獎”和星雲終身成就的“大師獎”。以艾西莫夫命名的《艾西莫夫科幻雜誌》，乃是美國當今數一數二的科幻文學重鎮。倪匡被譽為“東方艾西莫夫”的理由甚多，諸如同樣俯仰萬年，同樣宏觀的視野，同樣討論人性與政冶、經濟、軍事等文明要素產生的互動影響，同樣閃動著關懷人類未來的筆觸，同樣超越一般科幻的局限。倪匡將大量重大問題投入於隱喻之中，其情節波瀾壯闊，其內容輻射遼廣，其語言乾淨俐落，其人物瀟灑自由。掩卷之後，大感非僅“獵奇”而已，乃有極深刻之傾訴。既如此，則其作品又何限歸類？何限地域？何限歷史？寫到此處，猛然想到一則快事。2006年3月∼2007年2月，大陸《紅袖添香網》與香港中華書局共同舉辦“2006新武俠小說大賽”。在此活動之中，上網閱讀的倪匡竟於不經意間發現一流參賽作品 —— 周翔的《放縱劍魂》。倪匡隨即致信周翔：“大有可能是出自古龍英靈的指引，因為你作品極出色，相信古龍若在生，也會覺得高興。你已經掌握了寫小說最重要的訣竅，就是有極好的想像力和通順的文筆，掌握懸疑也恰到好處。我現在逢人便說你的小說好看，近日會和金庸見面，就會告訴他。並希望可以找到肯出版的出版社。”果不其然，《放縱劍魂》獲得新武俠大賽七月之“月冠軍”。此種洞見，可見倪匡之眼力與感召。
（完）
1 楊銀波，青年作家，原籍中國重慶，系國際筆會獨立中文筆會第一屆會員。